淮海战役不仅是粟裕展现其卓越指挥艺术的舞台，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们表演“逃亡大戏”的绝佳时机。在这场戏中，著名的“逃跑将军”孙元良自然是领衔人物，而李弥也毫不逊色，他不仅精通此道，还常以此为荣，丝毫不以逃跑为耻。
1948年11月5日，黄百韬在新安镇收到了一则好消息，蒋介石同意他撤退。然而，紧接着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——刘峙打电话要求黄百韬稍等一等，等驻守在海州的第44军到达新安镇后，再一起撤退。黄百韬既高兴又焦虑。虽然华野此时的兵锋正猛，他知道如果现在动身，应该能全身而退；但若再等两天，局势的变化让他担心可能无法脱身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提前命令在运河架桥，准备在44军一到，就立刻渡河。
两天后，第44军终于抵达新安镇，黄百韬急得心跳加速。十余万大军已经准备就绪，只待44军到达，便会迅速开向运河。然而，黄百韬带领大军赶到运河时，却惊愕地发现，之前安排架桥的命令似乎根本没有落实，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，其他桥梁一座也没有。情况紧急，黄百韬来不及追究命令未被执行的原因，只得紧急指示搭建临时桥梁，并让大军先从铁桥渡过，能通过多少算多少。他自己也率先过河，带领队伍前进到碾庄圩时，却收到了一个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的消息——李弥部的两个军驻扎在曹八集。
展开剩余74%黄百韬准备从徐州撤退并不顺利，华野的一支部队已经与黄百韬的兵团接火。然而，李弥的部队此时在曹八集驻扎，意味着华野若想全歼黄百韬兵团，就难如登天。最多也只能打一场击溃战，这让黄百韬感到稍微安心。然而，当黄百韬抵达曹八集与李弥见面，并提出合兵一处共同撤退的计划时，李弥却坚决摇头，理由是刘峙已命令他立刻回防徐州，军令如山，他不能违抗。
李弥给出这个拒绝的理由，其实有两点主要考虑。首先，刘峙确实命令他急速回防徐州。当时，中野的十余万大军佯攻徐州，令刘峙误以为徐州将被攻破，便将李弥和邱清泉紧急调回。然而，李弥知道，中野的兵力有限，无法真正威胁到徐州，因此他完全可以等一等黄百韬，掩护黄百韬一同撤退。可惜的是，李弥并不愿意这样做。其次，黄百韬并非蒋介石的嫡系将领，但却拥有比李弥更强的兵力，甚至比李弥多出一倍。这令李弥心中极为不悦。更糟糕的是，刘峙临时将第44军的指挥权交给了黄百韬，当黄百韬带领五个军队抵达曹八集时，李弥的情绪愈发焦虑。
如果李弥与黄百韬合兵一处，不仅能协助黄百韬兵团顺利撤回徐州，甚至可能加强防守，然而对李弥来说，这无疑是一场损失。毕竟，如果两军合并，指挥权很可能会落在黄百韬手里，到时李弥反而要听从这个“杂牌”将领的指挥。基于这些原因，李弥决定先行撤回徐州，而黄百韬兵团在失去李弥支援后，很快就被华野追上并围困在碾庄圩。尽管黄百韬奋力反抗，但最终无法阻止全军覆没的结局。
没有了李弥部队的支援，徐州的防守更加困难，即便是杜聿明也开始动摇，准备逃离徐州。但此时，华野中野兵锋如潮，徐州若继续固守，必然全军覆没，而若撤退，则又充满千难万难的风险。唯一的生路，便是“壁虎断尾”，弃车保帅，保留一部分兵力。
杜聿明的撤退安排是，首先让孙元良虚张声势，假装进攻华野，制造徐州准备从两淮撤退的假象；同时让李弥派兵占领萧县，为后续撤退提供掩护。等这两项任务完成后，再由孙元良和李弥负责断后，争取时间让大军撤离。虽然杜聿明的安排看似没有问题，但却犯了两个致命错误。第一个错误是，他试图通过制造两淮撤退的假象来迷惑解放军，但这个策略根本无法奏效，解放军早已预测到这一点，并且已经在津浦路西侧设置了口袋阵，准备围堵他。第二个错误是，杜聿明对人选判断失误，他应该知道孙元良和李弥的特点，却依然将断后重任交给了这两位，简直是自取灭亡。
杜聿明下达撤退命令时，孙元良和李弥没有提出异议。然而，等大军开始撤退时，孙元良却毫不犹豫地下令撤退，迅速逃跑。李弥见状，也不甘落后，带着部队急忙溜走，甚至逃得比徐州大军还要快，绕过了大军的前面。
结果，解放军追击时，徐州大军因缺乏断后部队，完全没有反抗能力，被打得溃不成军。杜聿明的座车也被解放军缴获，若不是他先行搭飞机逃走，恐怕早已成为我军俘虏。而李弥和孙元良，得到了徐州大军的“断后”，逃跑时轻松自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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